“您要去国家博物馆？第一次来北京吧？那坐公交车就挺好，走长安街，从车窗正好能看见。”熙来攘往的长安街上，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副所长崔申迪正在为一名来京游客指路。面对群众的很多问题，他总会多问一句、多想一步。
他说，在红墙下巡逻执勤，工作里“八九成都是服务群众的小事”。可就是因为把千千万万的“小事”办到群众心坎里，让他当选了“北京榜样”。
“父亲走时，我只有5岁。”在崔申迪的记忆中，父亲崔大庆的模样，遥远而模糊。
1995年3月11日，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所副所长的崔大庆，在抓捕重大嫌疑犯时壮烈牺牲。英雄逝去，却在一颗童心中埋下种子：“长大后，我要成为像父亲一样的警察。”
带着这份初心，崔申迪考入警校，并在毕业实习时申请来到父亲生前的工作单位丰台分局丰台镇派出所。“我想从父亲离开的地方，开始自己的从警之路。”
初入警营，现实却与片中的“刀光剑影”大不相同，每天接触的不是家长里短，就是邻里纠纷。
一次凌晨3点，他随师傅入户调解一桩夫妻矛盾。走进还弥漫着丝丝火药味的屋内，师傅不急不躁，像是来串门的老街坊：“两位，说说？”
你一言我一语，夫妻俩那些积压的委屈和琐碎的抱怨，如开了闸的洪水倾泻而出。师傅听着，偶尔点头，不打断，也不评判。
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诉说的声音渐渐低了。师傅欠身：“咱抛开气话，好好想想，这日子还能不能过？”
眼看着一起家庭矛盾就在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中烟消云散，崔申迪忽然明白，警察的故事不总在追凶缉匪的惊心动魄里，更藏在琐碎平凡的家长里短中。
实习快结束那天，一位老民警将他叫到办公室，递上一本剪报册里面贴着崔大庆牺牲后各家媒体的报道。
崔申迪心头一热：“家里也珍藏着相似的一本原来，父亲去世多年，不只家人在默默怀念。”
接过剪报册的那一刻，他就像接过了父亲递到手中的接力棒，从此每一步，都朝着父亲未曾抵达的远方迈进。
2011年，崔申迪来到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工作，成了一名光荣的“红墙卫士”。
8小时户外执勤，几万步走下来，崔申迪冻得手脚麻木，骨头缝里都渗进了寒气。回到单位，老民警递过热水杯：“知道冷了？”
吃一堑，长一智。崔申迪发明了“怀揣温暖”的土办法：出门执勤，先在怀里揣上个灌满热水的细长罐头瓶。头一两个小时，这瓶子就是紧贴心口的“暖宝宝”。巡逻过半，水温降至温热，拧开喝上几口，暖流足以驱散半身寒气。
崔申迪所在的府右街派出所辖区内，既有老城的居民区，又有八方游客络绎不绝的景区。他不仅要守护一方安全，更要在日常服务中传递出首都民警特有的温度。
“我们的工作内容，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服务群众这样的小事。”话说得虽轻巧，可想把“小事”办妥帖，靠的往往是实打实的慢功夫。
就拿指路这件最平常的小事来说：最近的地铁口怎么走、坐哪路公交车最方便、公厕在哪儿想要把这些看似普通的问题答准、讲明，一定要经过充分调研。每个路口、每条胡同、每处标识，崔申迪反复走过、牢牢记住，让自己在百姓的问询中不卡壳。
在工作中，崔申迪也曾遇到过挑战。一些上了年纪的外地游客在问路时，浓重的乡音常让他犯难。
“您去哪儿？大什么？大”崔申迪听了好几遍，却只勉强听清了一个“大”字。
突然他灵机一动，这附近，含有“大”字的地名无非就那么几个。他赶紧掏出地图，一个个慢慢指过去：“老人家，是要去大会堂？大剧院？还是大栅栏？”
老人的目光跟随着手指在地图上搜索，最终锁定在“大栅栏”三个字上，肯定地“哎”了一声。崔申迪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他放慢语速，将路线说得明明白白。
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已累计服务来往游客20余万人次，参与各类重大活动服务保障工作100余次。
如今，父亲离开已31年，当年那个在剪报中寻找父亲身影的男孩，成长为府右街派出所的副所长。
一次，一名新警在外执勤时呼叫求助：“我这遇到点情况，不知道如何处理”
赶到现场的崔申迪并未立刻上手，而是将一脸无措的新民警拉到一边：“遇到这一种情况，培训怎么教的？”
看小伙子渐渐理清思路，崔申迪开口鼓励：“既然已经知道处理问题的步骤了，那你再去试试。”
他站在一旁，看着那个略显稚嫩的背影重新走向人群，沟通、解释，最终处理问题。那一刻，他心中倍感欣慰。“人教人百次，不如事教人一次。只有他敢于迈开第一步，脚下才有路。”
去年，崔申迪将自己十余年积累下的点滴经验，总结成两本实用手册。带着温度的“宝典”，成了每批新人踏入府右街派出所时最先收到的“礼物”。
作为英烈子女代表，每年9月30日，崔申迪都会来到广场参加烈士纪念日敬献花篮仪式。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他默默矗立，心中更加坚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守护人民的幸福和安宁，是人民警察的神圣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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